中国现代文学史综合测试

D. 《子夜》

B. 《蚀》

D. 陈梦家

C. 臧克家

B. 田间

D. 《烙印》

B. 郁达夫

B. 骄横自尊，堕落放荡，但善良富有同情心

B. 四幕

A. 解放战争时期

C. 杨逵

D. 《八骏图》

C. 民族败类的形象

C. 《猫城记》

A. 长河奔流式

D. 芦焚

A. 1929年

C. 《追求》

D. 《寒夜》

A. 《家》

B. 美丽苦闷的知识分子

D. 《火葬》

B. 钱默吟

A. 散文化特征

A. 《柏子》

B. 散点透视法

D. 《雷雨》

C. 《大堰河》

D. 是由当时的经济状况决定的。

B. 《残冬》　D. 《秋收》　E. 《春蚕》

A. 《月牙儿》　C. 《茶馆》

A. 人物形象生动、富有个性而又具有典型性　B. 独特的结构艺术、善于运用有关情节结构的多种技巧　C. 富有丰富潜台词和具有充分个性化的戏剧语言　E. 追求戏剧的诗意、具有情景交融的诗意境界

A. 废名　B. 萧亁　E. 沈从文

A. 陈梦家　B. 林徽因　C. 方玮德

社会部析派小说：在文学史上，“社会分析小说 ”又称为“社会部析派小说”。主要作家有茅盾、沙汀、艾芜、吴组缃等，多为左翼作家。其特点是，运用阶级观点，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对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以期其创作能从本质上解释生活的真实并正确预示社会发展的方向。20世纪30年代伊始，茅盾、吴组缃、沙汀、艾芜等“社会剖析派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对社会人生世相加以冷峻剖析的作品。在意识形态语话的笼罩中，他们对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及“异域情调”的风景画、风俗画的多种艺术方法的描写，既是对早期“乡土写实派”的历史回应，又开创了新的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资源和发展路径的启示。

1932年9月，在“左联”领导下，“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成立，它是一个群众性的诗歌团体，发起人有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他们以《新诗歌》作为机关刊物，随后在广州、北京及日本的东京都成立了分会，并先后出版诗刊，吸引了一批诗人，除发起人外，王亚平、温流、曼睛、柳倩等都是中坚分子。“中国诗歌会”的创作特点：一是描摹重大题材，揭示富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或社会主题。二是直抒胸臆，直接描摹，不尚意象。三是语言通俗，体式自由。

作者大胆吸收了外国文学的某些构思手法（受契诃夫《樱桃园》及《未婚夫》影响很明显），又借鉴了我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艺术）构设意境的美学追求。形成了具有浓厚抒情气氛又带象征意味的结构形式。《憩园》新旧两代主人和他们家庭的遭遇变迁颇带传奇色彩，故事曲折有致，引人入胜，但作者却采用哀怨婉约的文学和舒缓自如的笔调，别有一种诗的韵味。《憩园》由几个人物追述的历史片断组接而成，每种追述都有各自的道德评判，彼此辩驳并呈，形成复调的关系。而故事的总叙述者“我”是客居杨家的局外人，他对这个家庭的衰落的观察与评说时时警醒着读者，不是沉浸于故事，而是取一种“感情间隔”的思考。这种处理强化了小说阅读中的时空体验，有一种沧桑之感。《憩园》标志着巴金以往那种“青春型”的热情倾泻的创作风格，开始朝比较深蕴细腻的方向转变。

（1）独特的结构艺术。《雷雨》的剧情包含了前后30年时间的内容，为了能让这些内容浓缩到一天时间内来表现，其结构上采用了“回溯法”，即以“现在的戏”为开端，让“过去的戏”穿插其间，正面展示“现在”正发生的事件，以回溯过去的事来推动“现在”剧情的发展，这种“回溯法”使结构凝练、情节紧凑、矛盾集中，在处理戏剧冲突时，采用的是网状结构类型，即在全剧中设置一个主要情节线索，让次要情节线索和各种戏剧矛盾围绕这一主要情节线索和各种戏剧矛盾围绕这一主要情节的发展来展开，同时各种矛盾和冲突之间又具有巧合性联系，一环扣一环，互相引发，互为因果，各种冲突不断促进和推动主要戏剧冲突的激化，以推进主要情节的完成。剧作还善于运用有关情节结构的多种技巧，如对重点与穿插、期待与悬念、发现与陡转等 方面的处理都非常出色。（2）具有丰富潜台词和充分个性化的戏剧语言。剧作中不同人物有不同的语言特色，他们的生活经验、教养、地位、心理，乃至说话的场合和环境气氛的不同，决定了其所使用的词汇、语句、语调、节奏的不同。作者能够非常细致地把握并写出这种种不同特点的台词，不仅注意戏剧语言的个性化，而且讲究语言的动作性，即在人物语言中寄寓着潜在的内心活动，有丰富的潜台词，观众通过人物台词能感受到话中之话、弦外之音。（3）追求戏剧的诗意。雷雨般的作家的热情与雷雨这一自然界的形象浑然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景交融的诗意境界。诗意的人物和诗意和语言也增强了全剧的诗意。

杨逵的小说中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在《模范村》 这往篇小说中，杨逵把抵抗殖民统治的民族精神和塑造新型台湾知识分子的形象结合起来，成功地传达出他坚定的民族意识和富于抗争的知识分子情怀。杨逵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的艺术手法已相当成熟。在《送报夫》中，杨逵通过杨君的加忆和母亲的来信，设置了两条并进的线索，在两条线索上各有一系列的人物，作者通过对不同系列中的人物的“共相”和“殊相”的对比，艺术地呈现出自己的思想观念。在《模范村》中，杨逵除了继续在结构的巧思和人物的塑造上用心用力之外，还在讽刺和象征等手法的运用上颇具匠心。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成就上看，杨逵的出现使20世纪30年代台湾新文学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从结构上来看，主要采用老舍所谓的“拴桩法”。《骆驼祥子》是以祥子遭遇的一系列事件为主干，一线串珠地组织构思，安排情节，显得不技不蔓，紧凑集中，落笔谨严，布局妥帖，使祥子的性格在广阔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中得以充分展开。以祥子的“三起三落”为发展线索，以他和虎妞的“爱情”纠葛为中心，两线交织，单纯中略有错综。既通过祥子与周围人的关系，把笔触伸向更广大的不同阶级、不同家庭，真实地、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又借此自然地揭示了祥子悲剧的必然性和社会意义。（2）在人物性格的塑上，小说善于用丰富、多变、细腻的手法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变化。祥子的个性沉默、坚韧乃至木讷，心理描写就补充了祥子不善言语所留下的空白，尤其是祥子对于车的感情，就主要是通过在不同情况下祥子对于车的“态度”反映出来的。虎妞的心理描写也很逼真人，她对于刘四又拉又抗，对于祥子又骗又哄，玩够了心计，写得极为细腻、准确，使这个人物栩栩如生，个性十分鲜明。（3）鲜明突出的“京味儿”，是《骆驼祥子》的一大特色。对祥子及其周围各种人物的描写被置于一个老舍所熟悉的北平下层社会中，从开篇对北平洋车夫“门派”的引言，到对虎妞筹办婚礼的交代，从对北平景物的情景交融的描写到对祥子拉车路线的详细叙述，都使小说透出北平特有的地方色彩。（4）在小说的语言上，老舍采用经他加工提炼了的北京口语，生动鲜明地描绘北平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风情，准确传神地刻画北平下层社会民众的言谈心理，简洁相实、自然明快。老舍善于有选择地使用北京土语，以增加语言的地方风味，比如写祥子身体“挺脱”、“硬棒”等都取自北平人的唇舌，又符合人物的身份、个性、教养。作品的叙述语言也多用流畅的北京口语，既不夹杂文言词汇，也不采用欧化文法，长短句的精心配置与灵活调度，增加了语言的音乐感。《骆驼祥子》的语言造诣，充分地表现了老舍是一位致力于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语言艺术大师。

《蚀》是茅盾的小说处女作，由三个中小说《幻灭》、《动摇》、《追求》组成。三篇小说各自独立成篇，相互间又有内在联系，整个作品以大革命前后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心灵历程为题材，深刻地揭示了革命中的各种矛盾和阶级分化。作者试图表现现代青年在革命浪潮中所经过的各个时期：幻灭、动摇、追求。(1)《幻灭》中，作者描写了一个抱着美好幻想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悲剧。主人公静女士从小在恬静的家族中长大，把革命也看做是一件诗情画意的事，但现实的社会却带给她精神世界的“幻灭”，“幻想破灭”成了她的思想弊病。从静女士的生活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踏入革命道路前后的思想境界，如果毫无准确地投入革命，那么，在革命动荡中必然就会出现个人主义的悲观幻灭心态。（2）《动摇》反映的是1927年春夏之交，“武汉政府”蜕变之前，湖北一个小县城的风波。主人公方罗兰是革命队伍中思想极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典型，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他表现得软弱动摇，以致让敌人有机可乘，他对反动势力打击不够，立场也不分明。在对待爱情上也表现出“动摇”的本性。一方面是结发之妻的纯情包围；另一方面是时代女性的性感诱惑。方罗兰是属于既保留着传统道德，同时又呼吸着时代新鲜空气的知识分子，在两者的选择中，他永远处在矛盾的动摇中。（3）《追求》描写的是在革命失败后，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自的追求中所遭受的不同悲剧命运。悲观、颓废是他们流行的通病，然而，不革黑暗现实的压迫，企图作一次新的挣扎和追求，又是他们的共同愿望。通过对张曼青的描写揭示了教育救国梦的破灭； 通过对张仲昭的描写揭示了爱情至上主义的美梦的破灭；通过史循揭示了“失败主义者”的失败；通过章秋柳揭示了病态反抗者的悲哀。作品中的这些主人公，都难以摆脱精神上的枷锁，只能用这种病态的反抗来宣告对黑暗社会的诅咒，他们不是不想有所作为，而是根本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所以才在黑暗中盲目地、消极地追求新的出路。《蚀》真实地再现了大革命失败前后一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灵历史，揭示了时代社会的历史真相，是时代社会的真实体现。在艺术上，作品将客观描写与主观感情的投射相统一，将再现与表现的艺术技巧相融合。作品在人物心理描、象征手法的运用等方面，也表现出了卓越的技巧，作品成功地作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相融合的尝试。这些特点，使《蚀》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