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综合练习题（6）

宋建隆四年颁行了“折杖法”。规定除死刑以外，其它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它改变了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意在笼络人心。

是由元朝地方官府汇编而成的法规大全。它与《大元通制》几乎同时出现。该书收集了自元初以来50年间的律令典章和判例，共60卷，分10类。内容涉及到元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风俗民情等各个方面。

是宋神宗以前为加强皇帝对司法的控制，而增设的中央审判机关。设知院事为长官及祥议官六人。凡上奏案件先交审刑院备案，后交大理寺复核，之后再返回审刑院祥议而奏请皇帝裁决。

是元代的中央司法机关之一。宣政院是宗教管理和宗教审判的最高专门机关，官员由僧侣担任。地方各路设行宣政院，形成了一个与世俗权力并行的特殊司法体系。

敕是宋代的一种法律形式。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编敕”是对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种立法过程。“编敕”是宋代一项重要的立法活动。

是死刑中的一种，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仁宗时开始使用，至南宋成为法定的死刑。

宋代的主要法律形式：
宋代法律形式与唐代相比，除律令格式外，突出发展了编敕与编例。使得宋代法律形式愈益多样化，出现了律、令、格、式、敕、例并行的局面。“编敕”，是对皇帝临时发布的敕令加以汇编，使之成为带有普遍性的法律。“编例”，是皇帝与中央司法机关发布的单行条例，或对审判的典型判例加以汇编。前者称为“条例”或称“指挥”，后者称为“断例”。

《宋刑统》在具体编纂上，仍以传统的刑律为主，同时将有关敕、令、格、式等条文都分类编附于后，使其成为一部具有概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典。
其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其篇目、内容与《唐律》大体相同，也是12篇502条；二是在12篇的502条中又分213门，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的敕、令、格、式等条文作为一门；三是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四是《宋刑统》删去了《唐律》每篇前的历史渊源部分。因避　，个别字也有改动。

关于元代“四等人”制度。元代统治者怀有强烈的民族偏见，公开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使法律带有民族压迫的显著特征。他们依据不同民族的社会地位划分为四等：蒙古人社会政治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汉人再次之；南人（指原南宋统治的民众）最低。元代还规定，国家机构的主要职务必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

元代在中央设刑部、大宗正府、御史台和宣政院。各长官皆由蒙古人担任。不设大理寺。其职能分别如下：
（1）刑部“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及冤、疑案的复审和死刑复核、录囚等职责。（2）大宗正府审理蒙古、色目人和宗室案件。与中书省、枢密院并列，不受御史台监察，成为蒙古王公垄断的中央审判机构；（3）御史台实为中央分立的司法监督与审判机关，负有纠举百官违法犯罪、监督京师与地方刑狱、平反冤狱等职能。（4）宣政院是宗教管理和宗教审判的最高专门机关，官员由僧侣担任。地方各路设行宣政院，形成了一个与世俗权力并行的特殊司法体系。

宋建隆四年颁行了“折杖法”。规定除死刑以外，其它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它改变了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意在笼络人心。具体的折换变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依原刑分别杖七下至二十下，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折换成十七至二十下，杖后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则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徒，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对缓和社会矛盾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弊端。因此，徽宗时又对徒以下的折杖法重作调整，减少了对轻刑犯的伤害。

宋代沿袭唐制，在中央设立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分掌中央司法审判职权。宋太祖期间，为加强对中央司法机关的控制，另立审刑院，使“诉讼之事，随（审刑院）官吏决劾”。从而使大理寺降为慎刑机关，“不复听讯，但掌断天下奏狱，送审刑院祥讫，同署以上于朝”。另外，地方上报案件必先送审刑院备案，后移送大理寺、刑部复审，再经审刑院祥议，交由皇帝裁决。这一制度虽有助于司法集权于中央，但也加剧了审判的复杂化。神宗变法后，裁撤审刑院，恢复了刑部和大理寺的原有职能。

元朝建立后，提出了“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并沿用本族习惯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其主要立法活动：
一是制定了《至元新格》，成为元代立国后第一部成文法的汇编；二是制定了《风宪宏纲》和《元典章》。其中，《元典章》于《大元通制》几乎同时出现，它是由当时的地方官府汇编而成的法规大全；三是制定了《大元通制》。这是元代较为完善的成文法典，分四部分，共20篇，是元代的基本法律形式，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地法制情况。

编敕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种立法过程。编敕是宋代一项重要的立法活动。其特点是：
一是仁宗以前基本上是“敕律并行”，编敕一般依律的体例分类，但独立于《宋刑统》外。二是神宗朝敕的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敕已到了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三是敕主要是关于犯罪与刑罚方面的规定，所谓“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

宋代的刑罚改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颁布了折杖法。宋太祖颁布的折杖法，具体内容为：把敕杖刑折为臀杖，徒刑折为脊杖，杖后即释放；流刑脊杖后于本地配役一年；加役流刑，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徽宗时又对一徒以下的折杖刑数重作调整，减少对轻刑犯的伤害。
二是规定了刺配刑。宋太祖规定的“刺配刑”，目的在于宽贷死刑之制。但被后代滥用，既复活了肉刑，又没有发配地近远之限，造成了恶劣地影响。
三是确定了凌迟刑。凌迟是以利刃残害犯人肢体，然后缓慢至死的残酷刑罚。宋仁宗时增加的凌迟刑，用以惩治荆湖地区以妖术杀人祭鬼的犯罪。从北宋至南宋，适用愈益广泛，后将凌迟与绞、斩并列，至清末才被废除。
对后世的影响：宋代的刑罚制度对后世影响极坏，如，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遭非议；凌迟自宋广泛使用后，一直为后世统治者所沿用，至清末才被废除。此外，宋代死刑还有很多，诸如“重杖一顿打死”、“具五刑”“夷刑”等等。这些刑罚制度对后世王朝复活非法死刑起到了恶劣的推动作用。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确认民族间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元代统治者怀有强烈的民族偏见，公开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使法律带有民族压迫的显著特征。他们依据不同民族的社会地位划分为四等：蒙古人社会政治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汉人再次之；南人（指原南宋统治的民众）最低。元代还规定，国家机构的主要职务必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
二是司法制度中在定罪量刑上存在明显的民族差别。元代规定，宗室和蒙古人案件，由中央大宗正府专门负责。汉人、南人诉案归刑部，且审判机关的正职亦由蒙古人担任。在法律上明确蒙人犯罪与汉人犯罪同罪异罚。如，犯盗窃罪，犯人均处墨刑，而蒙人则免刺；同是犯罪，其他族人除断本罪外，还得加罪；蒙古官吏犯罪只能由蒙古人审理，连行刑也得蒙古人。
二是维护僧侣特权地位的法律规定。元代崇尚佛教，特别是喇嘛教。僧侣被置于国家的显赫地位并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成为社会上的又一特权阶层。个别僧侣首领的法旨具有与皇帝命令相同的法律地位。此外，宋成宗以前还规定，僧侣犯奸盗、诈伪重罪，有司不得提问，须报宣政院审理；犯轻罪由寺院主持自理。后发展到，若僧侣与世俗官僚发生冲突，必须由御史台与宣政院同时审理，以此保护僧侣的特权。
三是保护奴隶制残余，佃户身份低下。元代受到本族习惯传统的影响，依然保护奴隶制残余，把畜养奴役奴隶视为合法，主人对奴隶具有随意处置权，包括杀死。元代还规定，良人打死奴隶，与私宰他人牛马所受处罚一样。可见元代奴隶的地位之低下。同时，元代还规定，佃户的身份如同奴隶，远比唐律宋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