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综合练习题（4）

明例律是中国封建时期法律体例结构上的一种形式，首先出现在《北齐律》中。《北齐律》在体例上将“刑名”、“法例”合为一篇称为“名例”，仍置于全律之首，作为统帅其余11篇。这种体例为隋唐以至明清封建法典所相沿不改。

《晋律》完成后，著名法学家张斐、杜预为之作注，经晋武帝批准一并颁行，注解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以此，后人把张杜的注解与《晋律》视为一体，称之为《张杜律》。

北齐建立后，在全面总结历代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北齐律》。《北齐律》共有12篇，它将“刑名”与“法例”合为“明例律”一篇，充实了刑律总则，并精炼了刑律分则，使其成为11篇。《北齐律》在中国封建社会刑律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官当”是封建社会允许官吏以官职爵位折抵徒刑的一种特权制度。它正式出现在《北魏律》与《陈律》中。《北魏律》规定，每一爵位可抵当徒罪二年；《陈律》规定，凡以官爵抵折徒刑，同渎刑结合使用。这表明当时封建特权法有了进一步发展。

《魏律》正式规定了“八议”制度，史称“八议”入律。所谓“八议”是指法律规定的以下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这八种人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至此以后，“八议”成为各代刑律的主要内容。

北齐为了维护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北齐律》中首次规定了“重罪十条”，并将其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所谓“重罪十条”是指危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十种重罪的总称。这十种重罪分别是：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

“具律”首先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法经》中，位于篇末，具有现代法典总则的功能。《法经》中其余五篇为分则。《法经》确立了当时的法典的体例结构为：总则在后，分则在前。中国的封建法典以《法经》为源头，比如秦律就继承了这种体例。到了汉代，《九章律》又在继承《法经》六篇的基础上与六篇之后增加了三篇，但这种结构使“具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显得不尽合理。三国时期，《曹魏律》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仍具有总则的性质，并将其提前至首篇，其后依次排列所统帅的分则各篇。这种体例被确定后，至西晋，《晋律》在其基础上增加了“法例”一篇。到了北齐定律时，《北齐律》最终将总则性质的“刑名”及“法例”合为一篇，称之为“名例”，仍置于首篇作为总则统帅其余各篇。“明例律”的确立，在法典结构上最终形成了总则在前、分则在后的模式。从此，总则名称及总则与其它各篇的关系被固定下来，为后世历代的封建立法所继承，使法典结构更加完善。

《北齐律》的制定前后经过15年完成，共12篇949条。《北齐律》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在体例上将“刑名”、“法例”合为一篇，称为“名例”，仍置于全律之首，作为总则统帅其余11篇。这种体例为隋唐及明清封建法典所相沿不改。12篇的规模及篇名也基本上为隋唐宋代法典所继承；二是在内容上，首次将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大犯罪归纳为“重罪十条”，至隋唐被确立为“十恶”，成为封建法典中一项核心内容，直至明清相沿不改；三是在封建刑罚体系的确立上，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北齐律》集中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的封建立法经验，使封建法典的体例和内容进一步完善，在中国法制史上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而著称，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水平，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对后世封建法典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法典。

死刑是各种刑罚中最重的一种。因此，决定是否适用死刑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权力。秦汉时期，对于死刑复奏制度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郡主即有权决定判处死刑而无须奏请皇帝事先批准。至三国时期，这一行为开始受到限制。为了减少错杀无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将死刑权收归中央。魏明帝曾规定，除谋反、杀人罪外，其余死刑案件必须上奏皇帝。南朝自宋开始，死刑奏报皇帝批准已经渐成惯例。至北魏时，法律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从此，地方的死刑决定大权控制在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死刑奏报制度正式形成。它规定，凡属死刑必须奏报中央批准。否则，违反者，以杀人最论处。这一制度为后世各封建王朝所继承。

隋朝在《开皇律》中正式形成了“十恶”制度。所谓“十恶”是：谋反、某大逆、谋叛、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作为封建法律集中打击的对象。“十恶”集中概况了严重侵犯国家根本利益、危害封建统治秩序重点打击的十种重大犯罪。规定，凡犯此“十恶”者，不仅对本人施以最重的刑罚予以严厉制裁，而且要株连家族，没收财产。即使是贵族官僚，也不能享受“八议”和赎刑的优待。
《魏律》正式规定了“八议”制度，史称“八议”入律。所谓“八议”是指法律规定的以下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这八种人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制度起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在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至此以后，“八议”成为各代刑律的主要内容，历经1600余年而相延不改。
“官当”是封建社会允许官吏以官职爵位折抵徒刑的一种特权制度。它正式出现在《北魏律》与《陈律》中。《北魏律》规定，每一爵位可抵当徒罪二年；《陈律》规定，凡以官爵抵折徒刑，同渎刑结合使用。准许以官当徒两年，其余年限服劳役等等。这表明当时封建特权法有了进一步发展。

该时期法典结构的革新主要表现在：
曹魏新律首先从《九章律》的《具律》一篇中创立了《刑名》，冠于法典之首；《晋律》在其基础上增加了《法例》一篇；到了北魏北齐修律，《北齐律》又将两篇合为《明例律》一篇，仍置于法典之首。这一变革历经隋唐至明清，为后世封建法典所遵从，直至清末变法修律而告终。
该时期法典内容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八议”入律与“官当”制度的确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表现出封建特权法的鲜明特征，其突出代表就是曹魏《新律》中的“八议”制度以及《北魏律》和《陈律》中的“官当”制度的确立。“八议”制度规定8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不得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官当”制度是封建社会允许官吏以官爵折抵徒刑的特权制度。这表明了当时封建特权有了进一步发展。
二是“重罪十条”的产生。《北齐律》首次规定了“重罪十条”，并置于篇首，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所谓“重罪十条”，是指危害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十种重罪的总称。
三是刑罚制度的改革。该时期的刑罚制度规定了绞刑、斩刑等死刑制度；规定了流刑、鞭刑、杖刑等制度；并废除了宫刑制度。
四是“准五服制罪”制度的确立。《晋律》与《北齐律》相继确立了“准五服制罪”的制度。规定根据服制将亲属按远近分为五等，以此确定继承与瞻养等权利义务关系，并据此确定亲属间是否犯罪及犯罪时的定罪量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