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全真模拟试卷(三)

A. 形而上学的观点

C.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B. 它揭示了真理是发展过程

C.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C. 实现祖国统一

C. 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A. “王致和”

B. 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获取利润为生产目的的私有制经济

C. 商品数量增加,价值量减少

D. 运行机制

C. 市人民政府

B. 贪污罪

B. 挪用公款罪

B. 决策机构

C. 等级决定原则

A. 公平因素

A. 逐级行文

D. 《国务院关于部分地区违反国家购销政策的通报》

A. 中国革命领导阶级的变化

A. 自在世界是人类世界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　B. 人类世界不断改变着自在世界的界限　C. 自在世界可以转化为人类世界　D. 实践是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区分和统一的基础

C. 望梅止渴　D. 实事求是

C. 先进阶级选择的道路　D. 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

C. 虽然社会形态及其演化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阶段,但是社会发展不是严格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序列演进的　D. 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处于历史转折点时,社会发展往往显示多种可能的途径

A. 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B. 都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D. 都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宗旨

A. 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去考察　B. 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　C. 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　D. 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斗争中去考察

A.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B. 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C. 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D. 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A. 财政政策　B. 货币政策　C. 产业政策　D. 收入政策

A. 企业债券　B. 股票　C. 国库券

A. 可以促进外贸企业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　B. 可以促进产品结构调整　C. 可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高,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

A. 授权性规则　C. 义务性规则

A. 甲应当在2006 年10 月1 日之前的一定期限内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B. 地方规章规定该类行政许可申请延续应当在有效期限届满45 日前提出,甲决定在2006 年10 月1 日的45 日前提出申请

A. 甲有追认权　B. 丙有催告权　C. 丙有撤销权

A. 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B. 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D. 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造成损失的,受害人有依法请求赔偿的权利

A. 提高领导者素质　B.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C. 优化领导班子结构　D. 改进领导方式

A. 由运动员角色向裁判员角色的转变　C. 由管理员角色向管理员兼服务员角色的转变

B. 管理层次越多,管理幅度越小　C. 管理层次越少,管理幅度越大

A. 转办　C. 承办　D. 交办

A. 政府各部门依据职权互相之间或向下一级政府的相关业务部门行文,一般不得向下一级政府正式行文　B. 上级政府的部门与下一级政府可以联合行文　C. 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之间如果需要,也可以联合行文　D. 向下级机关或本系统的重要行文,应当同时抄送直属上级机关

A. 保证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B. 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　C. 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稳定环境和社会秩序　D. 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

A. 正确

A. 正确

B. 错误

A. 正确

B. 错误

A. 正确

B. 错误

A. 正确

A. 正确

A. 正确

B. 错误

B. 错误

B. 错误

B. 错误

A. 正确

A. 正确

B. 错误

A. 正确

B. 错误

B. 错误

(1)“两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忽视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只看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忽略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就会陷入片面性而犯“一点论”的错误｡
(2)“重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着重抓住它的主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要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不分主次轻重,不抓重点,就会犯“均衡论”的错误｡
(3)“两点论”和“重点论”是相互包含的｡“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唯物辩证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要求看问题､办事情既要全面,又要善于抓住重点｡

(1)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部分;
(2)用于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3)社会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4)社会管理费用;
(5)用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部分;
(6)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因为:
第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全局｡
任何党执政最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切切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
在民主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群众在一起,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使广大群众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从而发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有的领导干部和领导机构利用手中的权力,把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置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甚至不惜为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去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地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成了威胁党长期执政的隐患｡
第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必须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必须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而要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和智慧,党所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首先考虑并能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
人民群众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艰难险阻,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力量得以克服的｡所以江泽民经常对领导干部指出,个人的工作有成绩,首先应归功于人民,归功于党｡推进改革和建设所需要的好办法归根到底是来自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富多彩的实践｡
第三,大多数人的利益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利益关系更趋错综复杂｡这就要求党在制定的每一项方针政策措施时,都应该遵循多数人得益的原则,使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广泛理解,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宁｡同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只有充分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倡导先进支援落后,先富帮助后富,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之路,才能够把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把不同地区的人民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和睦团结的大家庭｡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是龙泉乡人民政府｡因为,本案中拘留王某的行政处罚实质上是由乡政府作出的,派出所是受委托实施的,受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委托的行政职权时侵犯相对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行政赔偿义务机关｡

本案的行政赔偿请求人为王某之母及其子,为共同的行政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可以追偿;应当向谭某追偿,因谭某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对王某死亡之损害有重大过失｡

(1856 字)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现在人们只要一谈到腐败的原因,几乎一致认为是因为制度不健全所造成的｡而要反对腐败,也只有加强制度建设,似乎只要制度建立起来,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不可否认,正是由于现存制度的不健全,才使不少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制度建设的确是反腐败工作的一项长期的､带根本性的举措｡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用制度反腐败方面,我们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出台了不少经过精心设计､针对性很强的制度,然而实践证明其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这里,既有一个制度必须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的问题,恐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好廉政制度建设与行政伦理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因为制度是不会自行运转的,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去执行,而人的思维和行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决定人们言行的,不但有各种有形的制度,实质上还有形形色色的风俗礼仪､人情习惯､道德价值观念等无形的行为规范｡美国学者库珀在《尽责的行政官:探索行政功能的伦理》一书中就指出:能否在公共组织中坚持有道德的行为取决于四大因素,即个人性格､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即一个组织当中深层次的､未必公之于世的价值和信念体系,与我们习惯所称的“潜规则”十分相似)以及社会期望｡这四者中,组织文化的地位相当突出｡即使个别领导人意愿再好､能力再强,组织的结构设计再缜密,都有可能在强大的组织文化的影响下显得软弱无力,使正气无法张扬,不良风气成为主流｡这也许就是长期以来廉政建设效果不乐观的根本原因｡
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往往是“人情大于王法”,其影响至今还存在｡比如:“为尊者隐”､“为亲者隐”､“家丑不可外扬”､官官相护;下级对上级的唯命是从､人身依附,上级对下级的颐指气使､专横跋扈;“笑贫不笑贪”,对那种“有门路”､“有关系”人物的羡慕和追捧,对清正廉洁干部的讽刺和嘲笑……正是这些传统落后的社会世俗和低劣的官员道德伦理(俗称官场文化),扭曲了人们的心灵,极大地制约着反腐败斗争的开展｡一位纪检干部就曾在报纸上坦言:“凡是在反腐败一线工作过的人都有这种感慨——总是缺少案件线索｡不仅没有人提供线索,而且很多人对反腐败讳莫如深｡如果你从事反腐工作,就会感觉到,朋友疏远了,即使有交往,说话也很谨慎｡他们担心说漏了嘴,被纪检工作者掌握后去查案,到时别人就会怀疑是他举报的!领导可能因此给他‘上眼药’､‘穿小鞋’,不仅难以处理与同事的关系,而且对他‘成长’也不利｡”腐败不要紧,要反腐败反而难以在官场上生存下去｡这种不讲是非､不分美丑､不识荣辱的官场文化,确实还带有几分普遍性｡很显然,不改变这样一种官场文化,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都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得到执行｡
要处理好廉政制度建设与行政伦理建设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到制度建设与伦理建设的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制度的有效执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官场风气的转变,而官场风气的转变又要靠制度的约束和规范,这两者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讲,一方面任何制度的出台都必须考虑到今天官场文化的现状,当然这决不是容忍官员落后的道德素质,而是应该看到那种脱离官员的实际道德层次､过于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只能是空中楼阁,好看不中用｡因为“法不责众”,无法避免像“无数个‘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那样一种尴尬的结局,最后反而丧失了制度的严肃性｡
而另一方面,在设计制度时应该把提高官员的道德素养､改变官场文化作为制度建设的着力点｡比如说,对奢侈腐败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正是当下官场文化的最大弊端,也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主要内在原因｡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可以说是击中了低俗官场文化的要害,对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问题是“八荣八耻”不能满足于总书记的号召,还应该体现在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上｡我们提倡“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但从政府自身的开支占整个预算支出的比例来讲,怎样算是“艰苦奋斗”､怎样算是“骄奢淫逸”,从来就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标准｡而且,那些敢花钱､讲排场､摆阔气的干部,往往还会被人称为有能耐､有政绩,甚至深得领导的青睐,得以提拔重用;而那些老老实实､精打细算的干部则被认为没本事､不合时宜,反而会被人瞧不起｡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又如何能树立起“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好作风呢?不“以骄奢淫逸为耻”,又如何能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呢?所以,只有这些方面的制度完善了,才能逐渐改变不良的官场文化,从而更好地发挥制度反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