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模拟试题（2）

西汉在沿用秦朝刑名（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罚作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顾山”，即女子犯罪应受徒刑的，审判定罪以后可以回家，出钱雇人替她服劳役。该劳役为上山砍柴，所以叫“雇山”（也称顾山）。

是西汉立法过程中出现的解释汉律的现象。汉代律典有“汉律六十篇”的说法，后来有对汉律的大量的法律解释，西汉时期有杜周、杜延年父子注律，称为“大杜律”与“小杜律”。

唐宣宗（846—859）大中年间，立法大臣把唐律按内容分类，编成一百二十门，然后把令、格、式按相同内容分别附在各门律后，编成了《大中刑律统类》，经皇帝批准颁行。这就形成了一个律令格式混编的法典，对后代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是洪仁玕1859年制定的带有一定资本主义色彩的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分为“用人察失”、“风风”、“法法”、“刑刑”四部分。在政治上禁止分裂，在社会改革上提倡移风易俗，经济上借鉴西方，在法制上也提出改革。但忽略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效果并不佳。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指，在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罪以外，均可以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且能得到减免刑罚的待遇。其中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外，其他也不负刑事责任。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孔子，他曾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该原则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影响深远，在封建法发展过程中，此原则一直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有效，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一个表现，说明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性特征。

《明大诰》是朱元璋亲自主持编纂的重要立法。朱元璋根据古代法家“刑乱国用重典”的思想，主张“重典治吏”、“重典治民”，他尤其强化对国家各级官僚的严格控制，同时也严格训诫普通臣民。“大诰”之名来自《尚书•大诰》篇，本为周公东征时训诫殷商遗民的话语。朱元璋取之，来制造自己的特别刑事法规。大诰一共四编：《御制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共计236条。《明大诰》在实施期间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内容多为法外酷刑，很多地方超出了《大明律》的规定。他统治期间，“大诰”家喻户晓，科举考试也要列入必考内容。朱元璋死后，“大诰”束之高阁。

元朝婚姻制度独具特色。法律规定：“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例。”汉族地区，汉族人之间，一般仍按汉族传统婚姻礼制施行。蒙古人继续沿袭传统的“收继婚”制度，即父死之后，长子可收继父妾；叔父死后，侄儿可收继婶母；兄死之后，弟可收继兄嫂。这一制度是与蒙古族游牧文化背景下的家族财产继承有密切关系的。进入中原汉地，北方汉人甚至南方汉人也有按此习惯欲行收继的，曾被朝廷明令禁止。这反映了法律文化的互相影响性。

《唐律》规定七种缔结婚姻的方式为“违律为婚”。即
（1）同姓不得为婚：这是自西周以来在婚姻上的限制性规定，包括同姓同字，也包括同姓异字。
（2）亲属不得为婚：凡同宗五服之内亲属不得为婚，违者以奸论罪。外亲、姻亲有服亲属也尊卑也不得为婚。
（3）良贱不得为婚：主人为奴娶良人；奴自行娶良人；官户、杂户也不得与良人通婚。
（4）不得娶逃亡妇女：知情而娶逃亡妇女者，犯此罪。
（5）监临官不得娶所监临之女为婚：指内外各部门的长官，不得娶部下之女为妻妾。
（6）不得妄冒为婚：指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年龄、健康状况等而与他人结婚者。
（7）不得恐吓、强娶为婚：指以压力或威力胁迫娶妻妾的行为。
《唐律》的上述限制主要是出于封建礼教的考虑，为维护家庭伦理纲常而设置了对婚姻缔结方式的限制。

是对明朝审判制度中会审方式的归纳。主要在继承唐宋以来审判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有规模的会审制度。如有“三司会审”、“九卿会审”、“朝审”、“会官审录”、“大审”和“热审”等。三司会审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的共同审理制度；九卿会审是针对特别重大案件，当事人又两次翻案，则由皇帝启动刑部、大理寺和通政司，外加六部长官来共同进行审理，谓“九卿会审”；朝审，指每年霜降以后，公、侯、伯与三法司会审重囚，意在宽宥之目的；会官审录，为部、府、院、军、政、司等朝廷官员共审地方上报案件；大审，为每隔五年一次，形式上由宦官坐于中堂，其余官则列两侧，连刑部尚书也只好屏息旁视，根据当时情境，有人称“殊令人短气”，说明了“大审”的气势；热审，每当盛夏，酷热之时，为减轻牢狱之灾，梳理刑狱，轻者释放，稍重减等，为京师一带录囚之举。当然，这些所谓的“会审”，最终的决断权仍然还是皇帝手里。